令人稱奇的是,沈括不僅能作為一名政客混迹政壇、參與變法。作為一名外交官,出使遼國也能寸土不讓。作為一名軍事家戊守西夏,其功名與戰績亦能聲名遠播。老沈還在數學、磁力學、光學、聲學、化學、天文、曆法、地形、地圖、水利、醫藥、經濟、軍事、音樂、書畫等等領域,都有着無比精深的研究。
沈括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“石油”這一科學的命名,在世界上最早經實驗證明了磁針“能指南,然常微偏東”,即地磁的南北極與地理的南北極并不完全重合,存在磁偏角。甚至還撰寫過音樂方面的專著《樂論》、《樂器圖》、《三樂譜》、《樂律》等著作,可惜沒有流傳到現在。
這種“達芬奇式”的全才,用石油大量制造并命名為“延川石液”的墨塊,就連蘇轼用後都評價其“在松煙之上”。隻是因為後來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之需,擠兌了蘇轼,令我們的“蘇粉”們不滿了。
好在此時将要外任的蘇轼,與大科學家沈括還并沒有什麼恩怨。
後來的沈括,也有了和蘇轼一樣的經曆:貶為筠州團練副使,随州安置。沈括到随州後,寓居于法雲禅寺,無親無故,且行動受到很大限制。随州的三年是沈括一生中最憂傷、灰暗的時期,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政治生涯,甚至對從政萌生出一絲“悔意”。不過,這種所謂的“悔意”是否與蘇轼的遭遇有着關聯,我們卻不得而知。至少,我們在存世的蘇詩中,鮮有沈括的影子,更别說詩詞的唱和了。
蘇轼與沈括在館閣中作為同事在一起的日子是極短暫的,随後,蘇轼即将到沈括的老家杭州任職了。
七月間,蘇轼将要離開京師,因此有許多朋友要一一辭别。
首先是王懿敏公王素,是蘇轼非常敬仰的老前輩,從在成都是結識,到今天離開京城要到杭州赴任。
蘇轼來到了王大人位于京師的府上,與之飲酒到黃昏方散。
席間,兩人自然而然地談論起當時的時事。王公憤憤地說,我已年老了,恐怕看不到新法遺留下來的害處了,你要好自為之,别忘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話!
蘇轼離開京師前夕,又當面辭别了李大臨,想當年張方平按照朝廷的意思舉薦了李大臨與蘇轼為谏官,朝廷上也沒有批準。一氣之下,老張堅決向朝廷乞求出任南京留台(禦史台)。神宗看到他的張愛卿态度是如此的堅決,就任命張方平為陳州的知州。
不管是出于公心還是私人感情,張方平順帶着把蘇轍也帶到了陳州,出任陳州教授。
所以,蘇轼當面告訴李大臨,這次赴杭州,要先到陳州與張大人和蘇轍在一起住上一段時間,好好地叙叙舊再喝上兩杯。
當蘇轼到宰相曾公亮處辭别時,曾公亮發自肺腑對蘇轼說,我受知于張公(張方平),所以才到今天的地步,是全憑張公的恩德啊!後來,蘇轼見到了張方平時向其打聽這件事,張公頗為惆怅。過了好久才說,我當時是秘密地推薦曾公亮,當時絕對沒有人知曉此事。
——難道說是仁宗皇帝告訴他的嗎?
蘇轼這才知道,當時的仁宗皇帝是多麼的信任與倚重張方平大人啊!
蘇轼在杭州通判的任命下達後,去向朝廷謝恩之時,在殿門外遇到了同日上朝謝恩的臨淮郡通判趙庾(字成伯)。臨淮郡,郡治在今天的江蘇泗洪縣南。
趙庾這個人,蘇轼早就相識。
那是在蘇轼回家鄉眉山守制之時,趙庾剛好從丹棱(音零)縣(四川省眉山市下轄縣)知縣任上卸任到了眉山,兩人從此結識。後來,蘇轼出知杭州時,與趙庾來往密切,直到蘇轼出知密州時,趙庾又成了與蘇轼搭班的通判。
明眼人都能看得出來,蘇轼在京師的這段時間,作詩極少,但有時也會稍作一點。
據蘇轼自己寫給友人的心中吐露,之所以有時候會偶爾再寫幾首詩,主要是自己的情志不夠暢達,實在是找不到更好的抒發情懷的渠道而已。
在京師期間,蘇轼與當朝的驸馬爺王诜關系最鐵,時常在一起評詩論畫。我們前面說過,王诜出身高貴,手裡有不少書畫中的精品與幹貨,而蘇轼有的是極高的天賦與鑒賞水平,因此二人堪稱是君子之交的好搭檔。
王驸馬常會差人給蘇轼送去一些比如茶葉、藥物、宣紙、筆墨、硯台、鲨魚皮等物品慰勞一下,甚至還送過蘇轼雕弓一張,箭矢十支,包指十個,要知道,這在當時都是時尚與上乘的禮物。
回想在京師上班期間,蘇轼常常到靜因院去參悟惟湜法師的高妙言論與超絕境界,如今要離開了,心中仍是念念不忘,什麼時候才能夠解脫政務的羁絆,真想再次去聆聽大師的教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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